三年前，Deirdre Morley用一种极端、令人心碎的方式，把世人的目光拉向了都柏林郊区Newcastle的一个普通家庭。
她是一名儿科护士，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2020年，她在精神病发作期间，结束了Conor（9岁）、Darragh（7岁）和Carla（3岁）三个孩子的生命。最终，她在法庭上被判无罪，原因是“精神错乱”。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三年后，她成了另一起法律诉讼的原告——这一次，她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状告验尸官，理由是：她认为孩子们的死因调查“远远不够全面”。
诉讼背后：死因调查，是否遗漏了关键真相？
这起司法审查诉讼，是由Morley本人发起的。她的目标，是推翻都柏林地区验尸官Myra Cullinane的决定——后者此前裁定，不会传唤那些在案发前曾经为她提供心理治疗的医生出庭作证。
验尸官的理由是，已经请了两位法医精神病专家，她们也曾在刑事审判中出庭，为此案提供过专业意见，现在也会针对死因调查提交新报告。
但Morley的法律团队并不认可这一做法。他们指出，如果不去听取那些“曾实际参与她治疗”的医生的证词，仅凭事后回顾病历的方式来拼凑她的精神状态，是无法还原出案发前的完整图景的。
简单说，就是：你不能让几个没有真正治疗过她的人，来决定她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
她前夫虽然不是原告，却是“最痛苦的支持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诉讼里没有Morley的前夫Andrew McGinley的名字。但他主动站出来发声：“我完全支持她的做法。”
在一次受访中，他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他们让一个说自己不想和孩子在一起的母亲继续独处带娃，而我却被告知一切‘都在控制中’。我被安抚了，原本我应该被提醒的。”
McGinley一直认为，他本应被告知妻子的精神状况，特别是在她明确告诉医生“不想和孩子一起生活”的时候。
他认为，如果当时有人打破“病人保密原则”，提醒他注意潜在风险，三个孩子的结局或许会完全不同。
更令他失望的是，验尸官现在还打算排除掉很多关键医生的证词，不让他们出现在调查过程中。
他说：“这不是关于责怪谁，而是为了找到所有可能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否则，我们如何避免下一次？”
为什么她要状告验尸官？
从法律上来说，死因裁判并不是要查出谁犯了罪，它的核心目标是：查明死亡的事实——包括时间、地点、方式，以及是否存在系统性失误或防范不到位的问题。
Morley的律师认为，若要真正搞清楚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就必须纳入她住院期间的观察记录、诊断过程，以及她在Clondalkin、Tallaght和家庭医生处的治疗情况。
不是为了否定这些医生的治疗，而是想让调查更加客观和全面。
“我们不是想追责谁”，她的律师在法庭上强调，“而是想确保这次死因调查没有‘遗漏了重要部分的拼图’。”
这场母亲状告验尸官的官司，看似是一场程序性争议，但其实更像是两个痛苦的父母对“真相完整性”的执念。
Morley想要还原自己当时真实的精神状态，不希望外界只听到“她疯了”这一个结论。
而McGinley则希望通过彻底的调查，弄清楚自己当年是否真的错过了什么可以救下孩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