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改变一切的24小时：口述历史》
注：本文最初编译发表于2020年6月18日。为了纪念3月12日首次封锁一周年，我们今天把它移回了我们的主页。
正文共： 20,212字 24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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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自thejournal.ie
以下的口述记录将会很清晰的为您重现3月12日爱尔兰全国学校关闭那天的24小时内都发生了什么？
采访者包括卫生部，HSE，财政部，全科医生，爱尔兰护士和助产士组织，校长，老师，学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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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很长，细细品味。
24 hours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时间线：3月11日午夜-3月12日午夜
在此之前的几天里，随着意大利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爱尔兰的恐惧与日俱增。随着官员们争相跟上欧洲变化的步伐，旅行建议不断更新。
全国各地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已经被取消。前一天晚上，也就是3月11日星期三，爱尔兰宣布了首例死于冠状病毒的病例。总理的传统美国之行被缩减为仅几项关键事件。
意大利已经进入了全国范围的封锁。
人们曾预期，爱尔兰也将宣布类似的措施。
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
国家病毒参考实验室主任西里安·加森(Cillian de Gascun)博士：
“前一天晚上我在做新闻发布会。我想我们报告了大概9个新病例。一般情况下，在新闻发布会后，我们会回到楼上的一个房间，花上五到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讨论一些我们本可以更好地回答的问题，讨论一些需要查找的问题。”
“我知道第二天的数字。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一直在报告当天中午之前的数据，我认为当时的简报时间有点晚。这个数字是9。但第二天的人数是27人。我告诉了霍洛汉博士。基于此，他在当晚召开了一次NPHET紧急会议，这令人印象深刻。”
卫生部首席医务官托尼·霍洛汉(Tony Holohan)博士：
“好吧，我知道我们有麻烦了。这里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我们需要评估一下。我说，我们需要开个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需要召开一次(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小组)NPHET会议。”
HSE首席执行官保罗·里德(Paul Reid)：
“我当时在办公室，接到了卫生部秘书长吉姆·布雷斯林(Jim Breslin)的电话。我得去那边的部门开会。”
西里安·加森(Cillian de Gascun)：
“显然，很多人到了这个阶段就该回家了。9点钟每个人都被叫来开会，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有安排食物。部门从路的另一头买来了中餐。”
“那是我们做出第一批决定的地方，我们一直过了午夜。”
“我回到家就睡不着了。一直到两三点，仅仅是因为我对整件事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了解。这很有趣，我记得我在12点15分离开的时候想“哇，真是漫长的一天”，但后来我发现，因为总理不在，卫生部长和爱尔兰副总理在部门一直等着NPHET会议结束。我感到抱歉，因为首席运营官和他的团队一直待到凌晨三点多。”
Cillian De Gascun和卫生部的首席医疗官Tony Holohan在一起。
托尼·霍洛汉(Tony Holohan):
“当时总理不在国内，副总理正在行动，副总理和卫生部长希望能在NPHET会议结束时来这里。我想他们坐着等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会议还没结束，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在1点半左右。”
“然后我们出来了，我们向副总理和卫生部长汇报了情况……然后有人打电话给总理。我们做出了决定。”
The Journal 政治记者克里斯蒂娜·芬恩(Christina Finn):
“我当时正在华盛顿报道美国之行，而爱尔兰基金晚宴就在那天晚上。周三晚上，总理到达了他所住的布莱尔宫，迅速换了衣服，然后前往参加晚宴。”
“与他同行的官员甚至不确定该活动是否会继续进行，因为当时美国的情况也在不断升级，而且已经有大规模集会的公告——但组织者传递的信息是，他们热切希望活动会继续。”
“这个活动很昂贵，每桌大约1,000美元。到处都是爱尔兰裔美国商人和政治家。爱尔兰记者当然也会去，不过谢天谢地，他们没有让我们付晚餐的钱。”
利奥·瓦拉德卡尔在爱尔兰基金晚宴上问候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丹·基尔迪。
“大约在晚上9点20分，也就是爱尔兰时间凌晨1点20分，记者们的手机上收到了新闻警报：特朗普已经禁止26个欧洲国家的人前往美国。”
“我记得我们立刻把头转向总理的桌子。这是重大新闻，尤其是他将在早上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会面。总理从座位上站起来，和他的一些团队成员一起上楼去了。”
“我们在等待瓦拉德卡(Leo Varadkar 爱尔兰总理)是否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当然，目前我们对NPHET会议一无所知。我回到家和我的编辑保持了联系，开始着手特朗普发布的旅行禁令。”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又一个大新闻爆出来了……汤姆·汉克斯(Tom Hanks)被诊断出感染了冠状病毒。新闻编辑室里的其他人都在爱尔兰的家里——大概睡得很香——所以我也这么做了。”
“坦白地说，这一切都相当怪异和不真实。我忙于报道，几乎没有注意到一群特勤人员和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美国众议院议长)从我身边疾驰而过”
里贾纳·多赫蒂（Regina Doherty），社会保护部长:
“我记得，推特上报道说利奥(Leo Varadkar 爱尔兰总理)被带出了爱尔兰慈善晚宴，以了解旅行禁令的情况，但实际上与旅行禁令没有任何关系。 这与卫生部举行的通宵会议有关。”
“然后，总理决定将在第二天早上向全国发表演说，他确实这样做了。”
托尼·霍洛汉(Tony Holohan):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套前所未有的措施，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关闭所有的学校、大学和一系列其他建议。”
“我绝对感觉到做这些决定的负担，我真的感觉到。比如，你回顾过去，把它们与我们最终采取的措施进行比较，你可能会说，‘啊，当然，那很容易’。你知道，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是这样的感觉，但当时的感觉并不轻松。”
克里斯蒂娜·芬恩(Christina Finn):
“总理的工作人员与国内的官员保持联系，为第二天的安排做好准备——一旦瓦拉德卡(Leo Varadkar)在布莱尔宫的讲话一结束，高级部长们就会在国内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细节。”
“我被告知总理和他的团队在凌晨1点就解散了，然后安排在6点左右再见面。他仍然计划第二天照常参加活动——与彭斯共进早餐，与特朗普会面。”
“当时，感觉爱尔兰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我记得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那天晚上——实际上是整个旅程——我不得不多次拒绝握手。”
托尼·霍洛汉(Tony Holohan):
“我记得我是在凌晨三点、三点半或者类似的时间搭出租车回家的。我通常会在清晨散步，这是我的习惯。我有点生气，我可以说很生气吗？我是有点生气，因为我知道那天清晨我将无法散步了，而且还无法获得足够的睡眠，早上七点半我还得回去。”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记得的感觉。因为我不能出去散步而生气，散步能使我保持头脑清醒。”
里贾纳·多赫蒂（Regina Doherty）：
“在那个周四的清晨，我接到了西蒙·柯文尼(Simon Coveney爱尔兰副总理)的电话，他不仅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而且让我到城里去。”
特朗普的旅行禁令和意大利前一天晚上关闭食品店和药店以外所有商店的决定占据了爱尔兰早间的头条。
汤姆·汉克斯(TomHanks)是那个时候被诊断为Covid-19的最知名的人，他的消息给周四早间的广播新闻增加了一层超现实色彩。
几天来，在Whatsapp和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学校将停课数周的谣言。教育部周二发表了一份声明，坚称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
此时，一些爱尔兰雇主已经决定指导员工在家工作。
全国各地的超市经理已经注意到像卫生纸和罐头食品这样的商品库存在不断增加订单。
杰夫·伯恩(Geoff Byrne), Tesco Ireland的首席运营官:
“我认为，在那个阶段，事情的发展方向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你可以看到它正在欧洲蔓延。危机管理团队，他们每天开会一个小时，现在他们是全职，除此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做。”
“我们的卷筒卫生纸已经出现问题了，我们已经在囤积产品。人们开始储备，我认为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购买更多的意大利面，我称之为“空袭避难所食品”。诸如此类。灾难规划。所以你知道会有事情发生。”
全国校长和副校长协会主席兼Coláiste Bhaile Chláir校长艾伦·蒙吉(Alan Mongey)：
“在这之前的日子里，主要是为了不让人们过度焦虑——尽量保持冷静，甚至在所有事情上都保持最好的状态。因为如果老师感到压力，你可以100%肯定学生也会感到压力。”
Pobalscoil Inbher SCéine的英语教师安·皮戈特(Ann Piggott):
“即使我不理会谣言…即使只是去上学，知道这件事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和我的学生交谈，告诉他们，‘洗手’很简单。他们抬头看着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洗手这件事似的。”
“我想我知道在某个时刻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我不认为它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安东尼·布莱克(Anthony Blake)是Siptu的工会代表，他在都柏林的一个物流站点工作：
“渐渐地，随着封锁日期的临近，人们开始担心工作。有些人有小孩，有些取决于人的年龄……有些人有糖尿病或其他潜在的疾病。”
多纳·巴里(Donal Barry)，高等教育学院女足主席:
“我们的奥康纳杯计划周五和周六在Kerry举行。我们有18支球队来Kerry过周末，有趣的是，那天早上九点半左右，我接到女子足球协会(LGFA)首席执行官海伦·奥洛克(Helen O’Rourke)的电话，说稍后会有一个声明，这可能会影响到周末比赛的进展。”
接着，大学的铃声开始响起。都柏林城市大学(DCU)打电话进来说，‘听着，你知道，我们对于周末去Kerry有点紧张。会照常吗？活动不会取消吗？”
报纸头条刊登了第一个爱尔兰人死亡的细节。前一天晚上又确诊了9例新病例。
Mayo郡 Ashford城堡总经理尼尔·罗奇福德(Niall Rochford):
“从客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尽量让早餐变得正常，但是我们确实不得不改变了自助早餐的做法，以减少餐桌数量，以及清洁和卫生。”
“我们习惯于在后台工作的东西必须变得非常清晰，以便客人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认真对待。”
位于Kildare的Rye River咖啡馆老板夏娜·布尔克(Shona Bourke):
“那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不知道它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想它总是给人一种距离感——它发生在其他国家，然后突然来到爱尔兰，我们被肯定地告知人们会生病，会死亡。”
“我想那真的吓着你了。特别是当你在当地雇佣了你真正关心的人，你知道，你已经成为团队的一员。所以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人们的安全，我的员工、我的顾客、我自己的家人的安全，因为我们都在一起工作。”
多纳·巴里(Donal Barry)，高等教育学院女足主席:
“我们计划在团队进入和离开，甚至进食后清理更衣室。 在团队中，我们有一个单行通道系统，他们会从一个地方进入，从另一个地方离开。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产生了一个想法，这是否有意义？”
玛丽·法维尔(Mary Favier)，全科医生和爱尔兰全科医师学院院长：
“我本应该在11号周三飞往美国，在纽约参加一个会议。我在周二取消了，并表示我不会去。我只是取消了，因为当时纽约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我们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做法，但我也开始参与全科医生教育，并向全科医生提供有关如何最好地管理其做法和管理个人防护装备等方面的指导，然后我也开始参与HSE在卫生部举行的全国性会议。”
“在过去两周，事态发展得非常迅速。我们在2月29日收到了第一个病例，但我们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动感和觉醒感。”
保罗·里德(Paul Reid)，HSE首席执行官：
“从1月27日开始，从我们成立第一个危机管理团队开始，我们就已经在为急性系统做准备，如何采购PPE，如何采购呼吸机，社区团队在使用广泛的设备方面有什么问题？”
爱尔兰护士和助产士组织秘书长菲尔·尼·谢格达(Phil Ni Sheaghdha)：
“我们很担心，尤其是我们的ICU容量。我们与海外的同事保持联系，他们对此表示担忧，尤其是在意大利。我们是欧洲护理联合会的成员，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信息：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
“我们担心个人防护装备，我们担心个人防护装备的供应量，我们的成员，我们的感染控制护士，已经开始接受培训。我们做了一些关于埃博拉的培训，但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从HSE首席临床官科尔姆·亨利(Colm Henry)博士那里获得信息。我们还将其与国外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在大多数地方，他们都比我们早两周。所以我们期待航班取消和封锁。”
HSE的首席临床官科尔姆·亨利(Colm Henry)：
“我们看着中国和意大利的经历，知道它会到来，但不太确定其影响。在意大利北部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和计划。”
“但正如我不断强调的那样，这很重要……我们现在对这种病毒了解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很容易忘记我们在那个时候对它知之甚少。”
玛丽·法维尔(Mary Favier)，全科医生和爱尔兰全科医师学院院长：
“我认为我们从意大利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听起来很可怕，但意大利人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和意大利的医务同事有很多联系，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事态有多糟糕的信息。同时也使我们感到恐惧。”
3月9日星期一，威尼斯的街道空无一人。
《早间爱尔兰》主持人布莱恩·多布森(Bryan Dobson)：
“在我结束广播后，执行主编过来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可以待命，说可能会有来自面向爱尔兰的声明，我们会在华盛顿现场直播，这是很不寻常的。”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意思是，总理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发表声明或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很不寻常的。一旦你知道这已经确认了，你很快就能联想到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事件要发生。那天他们和副总统(彭斯)共进早餐，我已经报道了这些事情，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拥挤的日程安排。”
“这份声明是在布莱尔宫发表的，这个宾馆是专门接待以官方身份访问白宫的人的。”
克里斯蒂娜·芬恩(Christina Finn):
“我们被告知总理的早间讲话将提前两小时到早上7点。上午11点返回。由于时间如此之早，我们知道这一定会是件大事。”
“我们坐出租车去了布莱尔宫。我们必须通过安检，接受搜身，检查我们的包，出示护照接受检查。”
“我们都在门口站好，我记得有好几分钟是在整理旗帜。领奖台旁的爱尔兰国旗倾斜了，所以必须在它下面放一块硬纸板来稳固它。一切都很紧张。”
爱尔兰时间早上11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
《早间爱尔兰》主持人布莱恩·多布森(Bryan Dobson)：
“我们开始直播，华盛顿的记者莱恩·奥多诺万(Brian O’Donovan)显然也看到我们了。他派了一组摄制组待命，他们已经确定了他们的位置。”
“我们一直在期待这个演讲。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出来，大概20分钟左右，但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在讨论，在那个时候我认为，原本演讲的内容可能有变动，这是很明显的。”
“当它到来的时候，我并不感到震惊。虽然当你真正听到这些事情时，它总是有额外的影响，不是吗？“
总理Leo Varadkar发表演讲，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中小学、大学和托儿机构将关闭
这位总理在布莱尔宫的演讲中说：“在我们的记忆中，还没有见过这种性质的大流行病，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我们说过我们会在正确的时间采取正确的行动。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产生最大的影响。”
他宣布，所有学校、托儿机构和大学将于当天晚上6点关闭，直到至少3月29日(周一)——两周半后。
人们被敦促尽可能在家工作。所有公共建筑和旅游景点也将关闭。超过100人的室内和500人的户外大型活动将被取消。
商店、酒吧、餐馆和咖啡馆可以继续营业，但所有的酒吧和食品企业将被要求保持社交距离。
当时，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为43例，有1人死亡。瓦拉德卡说，会有更多的病例，会有更多的人生病，“不幸的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些人会死去的悲惨现实”。
塔德格·戴利(Tadhg Daly），爱尔兰养老院首席执行官:
“12号那天我在办公室，我们都在那儿。我记得当时大家聚在电脑旁看总理发表演说。我还拍了张照片，然后发给了办公室里的小伙子们，我现在不记得我给照片加上了什么标题，但有种不祥的预感。”
凯伦·克林斯(Karen Clince)，Tigers托儿所董事总经理:
“我从没想过情况会这么糟糕，我们会这么快就采取这种立场。我很震惊。当时我在英国，我们三周前才在那边刚开业，所以我有点想把重心放在那儿。”
艾薇儿·斯坦利(Avril Stanley)，《身体与灵魂》音乐节总监:
“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意识的外围慢慢地下沉，好像在说‘你知道，事情正在改变，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能明显感觉到恐惧在上升，整个国家包括我自己，人们正进入那种微妙的恐慌情绪中。”
珍妮弗(Jennifer)，都柏林的一名护士:
“我当时在西部度假。我根本不在都柏林。我不在家。我没有听到我的家人抓狂，这也许是件好事。我有男朋友在那里安慰我，因为我当时就想，‘哦，我的整个病房都会不一样了……我会感染Covid-19，我会把它带回家，每个人都会生病！’这些就是我脑子里想的。”
国家病毒参考实验室主任西里安·加森(Cillian de Gascun)博士：
“由于刚参加了几个小时的会议，我非常想知道这一切是如何转化为公共事件的，以及总理从中获得了什么信息。这真的很惊人。我不得不说，我认为他那天说得很好，我觉得他在美国这么做很奇怪，这对爱尔兰来说很重要，但却在国外发表演讲。”
《早间爱尔兰》主持人布莱恩·多布森(Bryan Dobson)：
“我认为，政客们在国外时不要发表重要声明，因为你在某种程度上与世隔绝，但你知道时间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没有任何时间延迟，然后考虑这个决定，他不得不这样做。”
Rye River咖啡馆老板夏娜·布尔克(Shona Bourke)：
“我感觉当我看利奥·瓦拉德卡(Leo Varadkar)讲话的时候，他确实给了我们一种乐观的感觉，尽管这是一个如此负面的消息。我想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就能成功。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财政部长帕夏尔·多诺霍(Paschal Donohoe)：
“我并没有感到人们被震惊。在过去的24到48小时里，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国家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挑战。因为在那个星期，你知道，你可以看到在其他欧洲国家发生了什么。人们对意大利正在发生的事情越来越了解。”
“所以我认为，在总理讲话时，他是在对一个知道这是一场巨大、巨大、巨大危机的国家讲话。”
托尼·霍洛汉(Tony Holohan)：
“我会诚实地说，我感到受到了支持。我感觉得到了政治体系的支持，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其他国家的同事不会有这种感觉。但这就是我的感觉。”
凯伦·克林斯(Karen Clince)，Tigers托儿所董事总经理:
“这有点超现实主义，我想，在伦敦，什么都没有发生，甚至没有人谈论它。当时我和我的员工团队在一起，我记得我告诉他们爱尔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说‘这永远不会在这里发生，我们永远不会关闭这里’。”
艾玛·凯利(Emma Kelly)，驻伦敦的爱尔兰记者: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看着你的手机，看到学校要关闭了。这是正在发生的，这一切都在发生。但伦敦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
图为3月12日希思罗机场5号航站楼。
肯·里德(Ken Reid)，UTV的政治编辑:
“我当时在希斯罗机场，12号总理发表演讲的那天，希斯罗机场令人毛骨悚然，你会注意到一些人戴着口罩，这里和平常相比是多么的安静。因此已经毫无疑问了。”
“这里的人们不愿意关闭学校，但阿琳·福斯特(Arlene Foster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很早就表示，如果学校关闭，直到秋天才会重新开放，她对此很明确。”
安·皮格特(Ann Piggott)老师：
“我很惊讶学校这么快就关闭了。我想那是我的主要工作。我记得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一个出乎意料的好决定，非常突然。他们采取行动的速度这么快，我想我是被它的突然震惊了。”
艾伦·蒙吉(Alan Mongey)校长：
“父母在家里告诉孩子们电子邮件的内容（关于学校关闭），而且邮件传播得很快。在我们有机会和学生们讲话之前，消息已经在学校里传播开了。它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波比·凯恩(Poppy Kane)，Rockwell College六年级学生：
“六年级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刚下课，我记得有人跑来跑去，这很奇怪。”
“我记得看见每个人都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我问，‘怎么回事？’其中一个男孩开始跳起来，好像很高兴。我问，‘发生什么事了？’，他给我看了电话。他们在另一堂课上看了，所以40分钟后我看到文章说学校关闭了，我记得我真的很激动，我的朋友们说，‘波比，你激动什么？’就像学校放假两周一样–这是每个人的第一反应。”
“我只记得那个时期我一直很紧张，因为我们只剩下11周的时间就要毕业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现在时间已经很短了。如果事态大到足以关闭所有的学校，它肯定不会只持续两周对吗？”
“我只记得，这是最奇怪的事情。每个人都很高兴，我们在上体育课，每个人都说，‘哦，我们放假两周，这就像一个假期，太棒了’。我去了洗手间，有点不高兴，然后又回去了。”
在都柏林等待部长级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通过手机观看爱尔兰总理的讲话。
Ashford城堡总经理尼尔·罗奇福德(Niall Rochford):
“我在想利奥·瓦拉德卡(Leo Varadkar)那天的讲话——清晰、简洁、有分寸。我认为，实际上确实可以放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让人感到局势非常严重，但是我们会控制局势，我们会制定计划来控制局势。’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危机中，这正是你需要听到的。”
“因此，我有一点放心和信心，我可以以清晰，简洁和诚实的方式去与团队交谈，这将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决定，需要被采取，但是我们在一起。”
杰夫·拜恩(Geoff Byrne)Tesco：
“我记得当学校关闭时，我们会想，‘这其实意义重大’。老实说，我想我们可能会想，‘现在商店可能会更忙，需要有更多的库存，会更忙’，这是我们所想的。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远不止这些。”
戴夫·艾伦(Dave Allen)，都柏林的酒吧和音乐场所Whelan’s:
“实际上我并没有听到现场直播，因为当时我正从车里出来上班。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小伙子们说，“不允许有超过100人的演出”。
“从理论上讲，我们本来可以在那天晚上参加演出的。但是每个人都做了决定，最好马上取消。我们的主厅有一场座无虚席的演出。我们楼上的音乐厅里有一场演出的票卖光了。然后我们在Opium还有一场演出，有趣的是，这就是Covid-19危机。所以我们要把这三个演出都取消掉。”
“Covid-19危机已经降临到这个国家。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他们入住酒店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就为了跟他们说‘回家’。”
“另一件让我意外的事情是，大家很快就接受了它，你知道，没有人考虑钱的问题，或者说，‘哦，谁来付这笔钱？’或者‘谁来负责这个？’，然而答案是 ‘是的，这很有道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回答。”
艾薇儿·斯坦利(Avril Stanley)，《身体与灵魂》音乐节总监:
“对于我们这个三天三夜可能聚集一万到一万五千人的节日来说，我们怎么能清楚地意识到，在我们可能会给观众的生命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全心全意地去完成这个演出呢?”
在爱尔兰总理结束他在华盛顿的演讲几分钟后，一个部长新闻发布会在都柏林开始。爱尔兰副总理西蒙·柯文尼(Simon Coveney)说，这些措施“将破坏我们每天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成为真正的我们”。
托尼·霍洛汉(Tony Holohan)证实，关闭是在前一天晚上出现有关病例数量和类型的新信息后建议的。
卫生部长西蒙·哈里斯(Simon Harris)和商务部长希瑟•汉弗莱斯(Heather Humphreys)警告要警惕Covid-19恐慌性购买。
随后，教育部长乔·麦克休(Joe McHugh)表示，应该优先支持即将毕业的学生，他敦促学生们把书带回家。
此后不久，圣帕特里克节的其余活动也被取消。随后，音乐、戏剧和体育等领域也发布了一系列类似的公告。
爱尔兰副总理西蒙·柯文尼(Simon Coveney)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内阁特别会议将在发布会结束后立即举行。
里贾纳·多赫蒂(Regina Doherty)：
“我们部门一直在制定一项计划，如果人们生病了，或者因为接触了患者而不得不自我隔离，我们会照顾他们。所以，我们已经为这个计划工作了两个星期，在星期一提出了这个计划，并就它的花费进行了大量的讨论——25亿欧元，这是一大笔钱。”
“确切地说，那是周一下午的会议，周四我们在这里，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了。然后，我们在第二天就关闭了所有的公司。所以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圣洁的上帝，我该如何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 ”
当天下午，在召开内阁会议之前，西蒙·哈里斯和西蒙·柯文尼步行去参加新闻发布会
“我们在那个星期四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然后我们不得不在自己的部门参加会议，而财务部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试图为不仅仅是我们期望的少数人找到一种收入替代计划，并且实际上，我说的不是小数目，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会有大量的人必须获得Covid-19疾病补助金，但这些数字与那些将被告知明天回家而不工作的人数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财政部长帕夏尔·多诺霍(Paschal Donohoe)：
“我们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正进入几乎为零需求的环境，而且由于我们正进入到几乎没有需求的环境，因此公司的收入将微乎其微。”
“我们意识到，我们将不得不实施一些类似于工资补贴计划的措施。我们开始看到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
里贾纳·多赫蒂(Regina Doherty)：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内阁会议室开会，时间是3月12日。在那里，我们的内阁会议被分散在三个房间里，而且距离很远。”
塔德格·戴利(Tadhg Daly），爱尔兰养老院首席执行官:
“那个阶段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笔记本电脑——你知道，像这样的实际问题。我记得在那个阶段我们无法买到新的笔记本电脑，我与供应商合作，设法买到了一些翻新过的。”
珍妮弗(Jennifer)，都柏林的一名护士:
“来自工作的恐惧因素是不知道当我回到医院时，医院是否会完全不同。”
爱尔兰护士和助产士组织秘书长菲尔·尼·谢格达(Phil Ni Sheaghdha)：
“他们首先寻找的是那些最近，在过去两年内，在ICU工作过并寻求重新部署的人。他们是最容易再训练的。然后他们找那些在此之前离开的人重新培训。所以所有的工作一直在进行。”
Siptu部门组织者格雷格·恩尼斯(Greg Ennis):
“肉类行业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从一开始，人们就在地面上工作，由于行业的性质，人们一直担心身体距离和近距离等等，我们中没有人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人知道病毒是如何传播的。”
“人们早期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不是一个可以实行交错换班的行业，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要紧密合作。”
Rye River咖啡馆老板夏娜·布尔克(Shona Bourke):
“我有四个孩子，他们都有潜在的心脏病。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的两个儿子还在工作，我会让他们暴露在病毒下吗？我需要打烊吗？但这涉及到财政问题，你知道，健康和财政问题，显然每个人都会选择健康。”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12日做出决定，不再让我们的孩子在那里工作，我也不再在咖啡馆里工作了。所以是我丈夫在经营着咖啡馆。”
DCU总裁布莱恩·麦克克莱斯(Brian MacCraith)：
“我们已经决定将讲座转移到网上，所以总理的讲话确证了这一点。”
“我和妻子住在学校里。我当时在美国，我的妻子在这里，她刚刚告诉我她听到了学生的行李箱在人行道上沿着Ballymun路移动的声音。她说那是非常不祥的景象，这种印象真的一直困扰着我。”
安·皮格特(Ann Piggott)老师：
“我还记得——嗯，我想每个人都担心老年亲戚。我很担心我的母亲，怕她或者我的叔叔阿姨也会感染。”
塔德格·戴利(Tadhg Daly)：
“我知道这将是一个挑战，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变，绝对没有想过。即使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想我们还是非常专注于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而并没有沉迷于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知道这很重要，但它对养老院和老年人，甚至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在那个早期阶段，我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艾伦·蒙吉(Alan Mongey)校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一起为孩子毕业而努力。我们和他们一起坐了一个小时。我们有200人即将毕业，我们在那天为他们制定未来两周的计划——‘我们将在两周内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毕业考试会继续进行吗？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这些都是18岁的孩子。他们很聪明，很聪明。他们可以看到当时发生了什么。当然，我对他们说，‘复活节之前，我们回不来了 ’。我说过不只是两周时间——准备好吧，我们要到复活节后才能回来。我说我们不能猜测，也不能推测会发生什么，但很有可能我们也不会在5月份回归。”
“我对他们说过：‘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些口语、实习或毕业考试无法进行，’ 我已经向他们表明了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整个教育系统会尽最大的努力。’ ”
波比·凯恩(Poppy Kane)，Rockwell College六年级学生：
“我记得这让我很震惊——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解答，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不要囤货”——这是爱尔兰卫生部长和商业部长今天发出的强烈信号
国家病毒参考实验室主任西里安·加森(Cillian de Gascun)博士：
“我没有囤积任何东西，但我能理解，就像我说的，我是一名病毒学家，这是我所做的，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恐惧，因为它是未知的，人们的抢购依据是他们看到其他国家被封锁，商店可能在一周内不营业，也可能在10天内不营业。”
杰夫·伯恩(Geoff Byrne)Tesco: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2018年的”艾玛风暴“和”全国停工“吗？”这引起了供应链的混乱–突然之间，半天就没有食物了。“艾玛风暴”过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大的回顾，我们说，‘等一下。我们的供应链必须更强大。它不能这么快就被清空。’ ”
“另一件事是，去年的某个时候–实际上是整个Tesco集团–Tesco的每一家门店都进行了一次模拟，一种危机管理式的模拟。这真的很有趣。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典型的情况是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或者你的总部被炸毁了等等，之类的东西。你想清楚了，然后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战争之类的东西。’ 事实上，最有可能的情况之一就是某种可怕的病毒。”
塔德格·戴利(Tadhg Daly），爱尔兰养老院首席执行官:
“12日下午，我看到超市外面很疯狂，人们排着长队。”
卢克(Luke) – 都柏林南部的一名警察：
“我永远记得我们的队长走过来对我们说，‘好吧，去Tesco，留意一下’。我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我和我的搭档聊着学校要关门了，我要怎么照顾孩子们。我妻子的母亲通常在我们陷入困境时照顾他们，但她生病了。”
“Tesco离警局不远。我们在那里一边笑着，一边幻想着一群小伙子在为一袋土豆打架。我们拐过街角，一片混乱。没人进进出出。因为入口被堵住了。”
“我们必须去和经理谈谈，告诉他‘你必须做点什么，因为有人会受伤 ’。他决定把商店关一个小时以补充货架，也让气氛平静一点。没有人被捕，但是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这种气氛，就好像有人对另一个人说了不该说的话，然后人群陷入混乱的感觉。”
诺埃尔·杜拉克(Noel Durack)，Supervalu肉铺的店员:
“出现了恐慌性抢购，外面排起了长队。人们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进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能允许多少人进去。”
“我一周五天在那里，你会注意到恐慌性购买，但你自己不会这样做。你一直在那里，没有任何烦恼。我们的经理向我们保证，同事他也对顾客们说，我们有新鲜的食物，我们不会断货的。”
Newbridge, Co Kildare的Tesco超市里，卫生纸货架被搬空
杰夫·伯恩(Geoff Byrne)Tesco:
“大约在午餐时间，几个商店经理打电话来说——来自一两个非常繁忙的地区——他们打电话说，‘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得关门一段时间。’ ”
“Clare Hall是我们最繁忙的商店之一，那里的商店经理打电话跟我说，‘听着，杰夫。我得把店关一段时间 ’。我说，‘真的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不安全’。他说，店里太忙了，人们都不能在过道上来回走动，他说，‘看，我得把店里关一个小时，让他们过去’ 之类的。我说，‘好吧，很公平。这是你的决定。’ ”
《早间爱尔兰》主持人布莱恩·多布森(Bryan Dobson)：
“这在我的记忆中很快就过去了，人们出于某种原因急于购买卫生纸，但在一两天内，人们似乎就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变化，但空荡货架并不是其中的改变之一。”
杰夫·伯恩(Geoff Byrne)Tesco:
“卫生纸受到疯抢的唯一原因是澳大利亚出现了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某种原因，在澳大利亚他们的卫生纸用完了，对吧？然后，在世界的另一边的爱尔兰，每个人都在谈论卫生纸……所以我们没有卫生纸的唯一原因是澳大利亚人没有卫生纸，大家都很恐慌。”
“这件事发展到了我们几乎不得不说的地步……从配送中心出来的卡车装不下足够的食物，因为车上都是卫生纸。实际上，有一天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我对那些小伙子们说：‘别再把卫生纸放上卡车了，没关系的，每个人的家里都有囤货了！’ ”
卢克(Luke) – 都柏林南部的一名警察：
“那天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但我记得在车里看到外面交通堵塞，我永远会记得有这么一个家伙，我们在双车道的公共汽车道上，他晃进我们的前面行驶。警灯亮了，我们让他停靠在路边，他说他想赶去商店。他说，他听说超市只允许购买少量的食品。”
国家病毒参考实验室主任西里安·加森(Cillian de Gascun)博士：
“我认识一些明智的朋友和同事，他们会购买更多的水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是因为整个事件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整个事件的不确定性。”
“我们给人们的建议是，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我认为，当人们接触到互联网、推特和社交媒体时，很容易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恐惧。我想，从沟通的角度来看，我们想要人们尊重这种病毒，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了——但这和恐惧之间有一条非常微妙的界限。”
杰夫·伯恩(Geoff Byrne)Tesco:
“早期，我们可能认为供应链和库存供应是关键。但是我们几乎快要克服了，我实际上很快意识到我们员工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地做到保护措施，员工就会生病或隔离，这将导致系统崩溃。 如果我们有大量的员工无法上班，那将是真正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专业人士，这很有帮助，但有很多人要出去与商店里的人交谈。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确保我们可以继续前进。”
“我们的收银台工作人员在足够繁忙的情况下，可能每天要接待1,000名顾客，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风险，实际上仓库也是一样的。”
爱尔兰总理讲话后，位于Finglas的Clearwater购物中心的一幕。
玛丽·法维尔(Mary Favier)，全科医生和爱尔兰全科医师学院院长：
“很明显，从早期开始，大量非Covid-19的工作将被Covid-19的工作和疫情的焦虑所取代。
“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病人对离开家和去做手术感到焦虑和恐惧，他们的愿望是好的，不想让我们负担过重，因为我们太忙了。”
HSE首席执行官保罗·里德(Paul Reid)：
“你知道你正在采取非常重大的行动，将对社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这些都是正确的事情。”
“当我们看到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们自己的很多员工，很多市民，都非常害怕。”
珍妮弗(Jennifer)，都柏林的一名护士:
“我会非常焦虑，因为我觉得我会感染我的家人，我认为他们应该把我当成有传染性一样来对待。”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我家里没有其他人感染Covid-19，而我却有可能被感染，所以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把它当作有是传染性的，我非常小心。”
“我上班时的衣服都是装在袋子里的，直到衣服被洗完，我才真正进屋……我洗手，做所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与外人交往。我的家人，在我的家里，非常善于遵循这些指导方针。”
艾薇儿·斯坦利(Avril Stanley)，《身体与灵魂》音乐节总监:
“我从未想过我会在有生之年目睹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或思考这对全世界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意味着什么。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如此深刻的现实转变，没有真正明确的指引，没有人能够做好准备或知道如何前行。”
夏娜·布尔克(Shona Bourke)，Rye River咖啡馆老板：
“我们的咖啡厅里有14张双人桌，其中有28到30人的座位。我想我们一开始试图移除五六张桌子。我想我们实际上是从四张桌子开始的，我们移走了，但我们仍然无法做到一米的距离。”
“但在像我们这样的小社区，问题是每个人都想坐在一起。所以如果人们试图把桌子拉到一起，我们当时是在谈论，我们是否开始告诉顾客，他们不能这样做，他们不能坐在一起？”
罗南·林奇(Ronan Lynch)，都柏林Swan酒吧的老板，特许酒商协会主席：
“在那个阶段，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如何管理的指导方针。这很困难，因为没有社交距离。我最初担心的是它将如何运作。我们的酒吧客容量将远远超过100人。这件事有很多混乱之处。我们觉得如果没有政府的指引，我觉得很难运作。”
戴夫·艾伦(Dave Allen)，都柏林的酒吧和音乐场所Whelan’s:
“对于我们来说，要开始让人们知道并试图弄清楚如何重新安排演出以及何时重新安排演出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且，你知道，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整个业务就被抛在了空中。不过，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是必须要发生的。”
全国各地，人们纷纷离开办公室。学校已经清空了。家长正在安排早早把孩子们从托儿所接走。
根据政府的公告，GAA宣布在3月29日之前暂停所有体育活动。
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唐纳德·特朗普。两人没有握手。
总理宣布他将于当晚乘飞机回国，比原计划提前一天。
玛丽·法维尔(Mary Favier)，全科医生：
“我记得我们将不得不做出一些非常迅速的改变，我们将不得不严格地审视谁能工作，谁不能工作，谁是脆弱的，谁需要茧居。”
“因此，从人员准备的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在进门时的标识，关门，消毒剂，酒精分配器等方法来管理整个业务过程中的人流……然后我们着手对患者名单进行优先排序， 谁是我们的弱势患者，需要打电话给谁，谁需要得到信息。”
爱尔兰护士和助产士组织秘书长菲尔·尼·谢格达(Phil Ni Sheaghdha)：
“我们必须开始动员起来，确保人们有PPE。在这两个周末，我们与HSE临床和感染控制团队进行了很多电话会议，因为我们希望制定相关政策，规定PPE应该使用在哪里，而不应该取决于是否有PPE库存。”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环境，所以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使用个人防护装备，以确保我们的成员如果暴露在病毒之下，我们可以保护他们。”
杰夫·伯恩(Geoff Byrne)Tesco：
“我想说的是，和当时的其他办公室一样，我们决定大多数人可以在家工作。实际上，第一周我们把危机管理团队留在办公室，因为这对他们拥有基础架构很有帮助。”
安·皮格特(Ann Piggott)老师：
“我认为每个人都尽力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在此之前的一到两周里，有些学校被告知远程教学，并接受了培训，而我认为大多数教师没有，我认为每个人都在周四离开了。你知道，在某种程度上，就像雪来的时候，过了三天，但然后雪融化了。”
“但这是非常不同的，非常不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如何，回到哪里去。我想，你还必须意识到，你必须找到其他的在线教学方式。”
艾伦·蒙吉(Alan Mongey)校长：
“我们刚刚和孩子们谈过——看，如果你在家里，试着进入同样的作息。早起，在网上上课。老师会安排你上课，不是每节课，但是老师会在一周开始的时候给你发邮件，告诉你需要上哪些课，哪些课你可以独立学习。不要熬夜，不要玩Fortnite或者其他什么游戏，现代战争，玩到半夜。然后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的家人。”
波比·凯恩(Poppy Kane)，Rockwell College六年级学生：
“我记得我的哥哥，他在都柏林上大学，那天他回家了。我只记得我在想，那是一种感觉，当你从一场音乐会走回家的时候，或者当你从一个重大活动回家的时候的感觉。”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悬在空中。没有人真正知道。没有人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
卢克(Luke) – 都柏林南部的一名警察：
“很难描述，但那里有一种紧张感，我以前只有在管理抗议或游行时才会有这种感觉，就像有些事情将要发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或什么事，但肯定有事情发生。”
Ashford城堡总经理尼尔·罗奇福德(Niall Rochford):
“我想有些人会质疑我们为什么继续开放，但我认为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当时我们问自己，是开门营业还是关门大吉，但我知道，我们的客人不是爱尔兰人，他们真的需要一个避难所。”
罗南·林奇(Ronan Lynch)，都柏林Swan酒吧的老板，特许酒商协会主席：
“显然，我是LVA的主席，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一周前的周二我们开了个会。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可能会发生。我们觉得可能会暂时关闭。”
Rye River咖啡馆老板夏娜·布尔克(Shona Bourke):
“我和我丈夫开始谈论什么时候该关门了。我记得3月12日那天，我知道我们也要过帕特里克节了，那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日子之一，但显然游行被取消了。”
凯伦·克林斯(Karen Clince)，Tigers托儿所董事总经理:
“我认为，对于父母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该如何对待工作和孩子。”
诺埃尔·杜拉克(Noel Durack)，Supervalu肉铺的店员: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被关闭，会不会有工作？公平地说，这是一种担忧。”
英国刚刚宣布加大对冠状病毒的应对力度，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称这是“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校还没有被告知要关门。
在爱尔兰，托尼·霍洛汉(Tony Holohan)出现在RTE的Six One 新闻上，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必须采取总理发布的极端措施。
Covid-19的新病例–27例–在NPHET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发布，使到目前为止的病例总数达到70例。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人数翻了一番–从3人增加到6人。
霍洛汉说，关闭学校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排除进一步延长关闭措施。
国家病毒参考实验室主任西里安·加森(Cillian de Gascun)博士：
“当时做出决定的挑战在于，他们需要在多长时间内做出决定–因此，我认为，我们希望在那个阶段做出决定的关键之一，是与我们认为的风险相称的。”
托尼·霍洛汉(Tony Holohan)：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应对目前相对较少的病例，就像我们在过去几个月看到的那样。这是很少的病例，很少的入院人数，但是有些事情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尽早介入。”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后来被一些更重要的建议所取代，而且我们早就实施了这些建议。我认为，他们在相称性的框架内，在我看来，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我们完全不可能在3月底采取一整套措施。”
“每个人都必须记住的一点是，在某一时刻，你只能根据当时掌握的信息做出决定。在事实之后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你无法得到的事情，在你当时所做的决定中起不了任何作用。”
玛丽·法维尔(Mary Favier)，全科医生：
“我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放心。但是，你可以想象在每个家庭中，在餐桌上，每个人都在评估自己的家庭风险。”
“我的父母都已经90岁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将是家里风险最高的人，所以我有可能把Covid-19带回家意味着什么？你知道，我有两个女儿在都柏林上大学。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艾伦·蒙吉(Alan Mongey)校长：
“那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试着想办法找出那些可能需要额外支持的孩子，现在学校关门了，我怎么才能让他们得到支持呢？孩子们可能无法在家里参与在线学习或使用电子设备。”
“正是担心那些无法像80%到90%的孩子那样投入到同样程度并继续前进的孩子的实际情况。所以那天晚上我联系了其他校长”–‘你觉得呢？你打算怎么做？’ ”
“我已经开始试着去看看——是的，我有10到15个孩子在面临毕业，他们家里没有设备？我怎么才能得到10到15台笔记本电脑？很快，整个系统就开始运作起来。”
杰夫·伯恩(Geoff Byrne)Tesco:
“当货架在晚上七点钟就空了的时候，我知道它们在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必须是相当满的——还有下一天，下一天，再下一天。”
“挑战之一就是要说服所有人——员工、顾客、所有人。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天，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得对每个人说，‘看，小伙子们。货架又满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看，它们又满了。没关系。冷静下来。我们不会把食物卖光的。’ ”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宣布，该病毒激增后，该国所有学校将关闭，称其为“法国迄今面临的最严重的健康危机之一”。
比利时还宣布全面关闭酒吧、餐馆和俱乐部，并取消体育赛事。
当晚晚些时候，西蒙·柯文尼(Simon Coveney爱尔兰副总理)在黄金时段表示，从Cheltenham赛马活动返回爱尔兰的人在港口和机场将被提醒，如果他们出现症状，需要自我隔离。
罗南·林奇(Ronan Lynch)，都柏林Swan酒吧的老板，特许酒商协会主席：
“你可以感觉到人们不喜欢去酒吧。对我们来说，我是在周四晚上注意到的。人们会说‘现在这里有点忙 ’ ”
Cheltenham赛马周开始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很忙。我们周四过得很愉快，但是你绝对能感觉到变化。人们的行为正在改变。人们不喜欢去一个挤满人的酒吧。我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戴夫·艾伦(Dave Allen)，都柏林的酒吧和音乐场所Whelan’s:
“那天晚上我自己其实不在那里。酒吧是开的——我记得那天晚上和之后的晚上，只有酒吧（没什么人）。我只记得和我们的酒吧经理聊天，他说第二天周围的气氛好奇怪，比平时安静多了。”
艾玛·凯利(Emma Kelly)，驻伦敦的爱尔兰记者：
“我知道那周我还是去了酒吧，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出门应该是13号，也就是第二天。”
“我记得在酒吧里，我和我在一起的人说话。我们谈论的都是冠状病毒。感觉好奇怪。我们说的是一种流行病，然而酒吧里挤满了人，人们在外面吸烟，外面人山人海。在那之后，我说‘不，我不去’……我说‘就这样吧’。”
卢克(Luke) – 都柏林南部的一名警察：
“我想每个人都在努力站稳脚跟。没有关闭酒吧的命令，也没有禁止旅行的命令，这是后来才出现的。所以，我们只是在那里向人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商店的食品不会断货，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了帮助。”
杰夫·伯恩(Geoff Byrne)Tesco:
“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行为，比如顾客的行为——爱尔兰人的行为。我们有150家门店，那时候的第一周就有超过100万的顾客，但我还没听说过任何不良行为。我在其他国家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你可能会在网上看到人们在争抢东西之类的事情。这里的人们是多么有秩序，多么彬彬有礼，多么善良，这是值得关注的。”
“老实说，没有发生过一起人们在商店里行为不端、插队或与人闹翻的事件。这真的很有帮助。公众在囤积和购买大量物品，但他们很平静。”
艾薇儿·斯坦利(Avril Stanley)，《身体与灵魂》音乐节总监:
“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我认为人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事实上，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生活经历了如此巨大而显著的转变，我对此感到自豪。”
《早间爱尔兰》主持人布莱恩·多布森(Bryan Dobson)：
“这是我报道过的最重大的新闻之一，可能是我报道过的最重大的新闻，我报道了整个经济危机和所有这一切。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谁也没有过的。我们有重新开放这个国家的路线图，但我们没有关于这将如何发展的路线图。”
“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它影响着每个人。没有人不受影响或能够置身事外。它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我认为有些人要比其他人遭受更严重的痛苦，但从我们都身处其中的意义上说，这是事实。”
国家病毒参考实验室主任西里安·加森(Cillian de Gascun)博士：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想‘我应该那样说’或者‘我应该那样说’——我想，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到有明确而现实危险的NPHET中。”
卢克(Luke)，警察：
那天我回家了。孩子们已经睡着了，我坐在客厅里埋头看电视。我的妻子走过来对我说，‘好吧，我们该怎么办？’ 就是这样。”
波比·凯恩(Poppy Kane)，Rockwell College六年级学生：
“这不再只是一篇新闻文章，而是我们的生活。”
采访：Laura Byrne, Ian Curran, Ronan Duffy, Orla Dwyer, Christina Finn, Michelle Hennessy, Stephen McDermott, Dominic McGrath, Tadhg McNally, Garreth MacNamee, Sean Murray, Grainne Ni Aodha, Orla Ryan和Conal Thomas。
设计：Shane Delahunty
编辑：Daragh Brophy
来源：thejournal.ie